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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1

《梁启超传》是2012年9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本书共计110万字,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梁启超及其家庭,学习、工作、人际交往情形,再现了当时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作者本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资料,宁可放弃,绝不妄言”的精神,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孙中山、胡适等人的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以点带面、以人带史,并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以梁启超为中心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及艰难求索的历程。

本书的撰写很有特点,没有用教科书式的编年体,而是从梁启超的童年经历和家庭教育,梁启超和他的朋友、学生相关事迹来写,脉络依然清晰,本书以梁启超和康有为、孙中山、胡适等人的联系展开叙述,让我们清晰的了解了每位伟人的各自故事和经历,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青年的追求、迷茫、困惑与理想,但在事件的理解方面容易让我这种对历史不清晰的人一知半解,书的内容也因为大量引用梁启超的古文著作,显得太专业、学术味道过重,我本来看书就慢,每句话都要看的清清楚楚,文章篇幅又很长,看完全书实在是一次修炼。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第一次了解梁启超是初中历史书上维新变法中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梁”,后来就是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富有激情的文章,只知他是一位伟人,却不知他因何伟大,我带着了解中国近代史的目的来读这本书,但还是想从梁启超来写,下面谈几点自己的浅见。

关于梁启超的教育理念:讲义理重名节,内圣外王。梁启超出生在一个半耕半读的书香世家,其祖父和父亲皆是教书先生,因此当时家里良好的书香氛围和严厉的家庭教育对他一生的成长、还有对孩子的教育都起着深刻的影响作用。无论是祖父梁维清的言传身教还是父亲梁宝瑛和母亲郑夫人的淑身济物,都是在用心进行亲子教育,父亲虽是一个普通的村里教书先生,但他不辞辛劳的感化民风,帮助茶坑村民戒赌,带着孩子化解村民间的械斗世仇,是为仁,祖父经常带他亲临古战场忠烈就义之所,讲述亡宋将士事迹,讲到激烈处愤恨不已,“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画面跃然纸上,是为义,都体现出了梁家深厚的儒家思想,为梁启超的教育理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对待教育,无论是家教还是社会教育,他认为首先要启迪民智,知识教育是很重要,但不是第一位,最重要的是一个人道德情操的培养,“一个人成为了人,有的知识越多越好,一个人没有成为人,有的知识却是越少越好”。他对孩子的教育特别重视,尽可能的为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营造一个良好家庭环境,对每个孩子的特点和个性都进行认真的分析,教育孩子要把自己所学知识学以致用,用来报效祖国,培养出“一门三院士”“满门俊秀”,即使孩子都不在身边时也经常书信沟通,为孩子的事业婚姻出谋划策,开明的同时给予引导,把父亲的角色做的面面俱到。

关于梁启超的生平所为:以天下为己任。1895年,清王朝靠洋务运动求强致富的中兴美梦化为泡影,耗费巨资建立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的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如李鸿章所说“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早年追随师父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乃至维新变法,他认为只有变法才能改变旧中国的落后,才能为中国求得富强,后来变法失败逃亡到日本,仍在写文章企图唤醒国人,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梁启超作为最早接触到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敢于践行理念的勇气一次次触动社会的神经,他的每一次振臂高呼都牵动着大众的神经,作为近代中国的思想领袖人物,他在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上的作用是令人叹服的,作为一位学术大师,他无疑为中国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组织公车上书、参与戊戌变法、办时务学堂、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搞启蒙、传回引燃五四运动火种,梁启超的一生都满怀赤子少年心,苦苦探寻着关于救国与强民、自由与法制、东方与西方、教育与学术等问题,不断为时代进步与国家存亡上下求索。

关于梁启超的历史评价:对错皆由心。关于梁启超的评价有很多版本,褒贬不一,作者撰写这本书也有为梁启超正名的意图,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中最多的指责就是梁启超的“善变”,特别是思想倾向上,基本上有着这么几大阶段:办报社启蒙——维新变法改革——倾向暴力革命——保皇并试图勤王——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拥袁而反袁护国——专注学问与社会教育。其实梁启超对于自己的“善变”早有认识,他认为:“变是因学识层累叠进”,他的“变”并不是变宗旨、变目的,变的是方法,是“随时与境而变”,,凡是有利于国家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不惜“屡变”,他不变的是矢志不渝的爱国之情。(刘天翔)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2

人是一种社会产品,人的身份和价值体现在社会关系中。梁启超这样素描,不成问题。然而,纠结的时,人物之间的时代难免重叠。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可能会在人物之间的关系中逐一失去基本的存在感。此外,由于所涉及的人物不同,同一时期的不同事件可能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中。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这种方法的弱点。

若是提前展开,难免抢了别人的风采。但放到后面再谈,恐怕不把前事叙述一遍,读者是需要往回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感觉这本书内容总是重复。

前因后果,事出有因,这写作的规律终究逃不过去的。况且明明是写梁启超与某某人,行文却经常撇下一个不表,而只提另外一个。以至于搭档上场时,有关公见秦琼之感。

因此,能否接受这种写法,关键还是看个人的阅读感受与背景知识基础。

接下来说说优点。

评价一本书,可读性是一个要点,但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可读性是第二个维度。在这个维度上,《梁启超传》值得充分的肯定。

世人对梁启超的认识形形色色,却无外乎“君主立宪”、“教子有方”两个刻板印象。通过对史实的介绍和适当的分析,作者为梁启超摘掉了第一个面具。

客观上说,梁启超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让他有机会参与思想的启蒙并成为中国伏尔泰一类的人物;另一方面,也让他有机会去参与实践,虽然都以失败告终,却终究告诉了我们,民主之路的坎坷。他若早生,则无实践的机会,他若晚生,是否会成为革命志士或者民主先锋都难以确定。

梁启超一生追求的根本不是君主立宪制,而是以议会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的完善,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这两个听起来差别不大,但实际上,它们让梁启超在世人心中的面目难以辨认。过去读历史教科书时,我以为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南海先生抱着光绪皇帝,要立宪法。

把梁启超这位过渡时期的巨擎,简单的规划到了君主立宪的阵营中。即使不谈流亡日本前期,梁氏的一副革命派作风。即使是回归改良之后,他在护国运动中,与其弟子蔡锷一手促成的两省出兵这讨袁,最终点燃了运动的燎原之势,也足可以证明其政治上的复杂性。

梁启超的政治理想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国家制度。他所追求的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完善的政治上层建筑,实现国家的预期繁荣。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联邦议会,每一次变革都迫使他做出变革,但从未动摇过自己的最终目标。

“文字收工时,世界革命潮”,从思想启蒙的角度看,梁启超为首的思想启蒙者奠定了中国20世纪初社会革命的思想基础。现在我们谈论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绝不会忘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绝不会绕过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大师。与欧洲相对渐进的革命发展史不同,中国的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交织在一起。

而在夹杂之中,如梁氏一般,保留着清醒思考的人却并不多。他和旧式立宪派一样,反对激进变革,认为激进革命带来的民主不是多数人的民主,而是多数人的专制。中国此后百年的发展,无不证明了先贤的远见。

从戊戌变法开始,到护法运动结束,期间中国经历的种种大事,其背后都有梁氏的影子,不敢带有阴谋论的说起是幕后黑手,但至少他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在政治上的亲力亲为,都间接或直接的影响了这些事件的发展,从而塑造了中国近代纷繁复杂的历史。梁启超一生都在追求**的理想,至今仍在继续。

只是不知道,这种延续,是否还值得我们去骄傲。

“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中国近代历史”。在关于本书的种种介绍中,唯有这一句,光芒闪耀。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3

梁的仕途并不平坦,但他永远的保持他的那颗进取心,这在文人群体中是难得可贵的。梁在学术上更有学问欲,他在近代的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上都有不俗的成就。即便是住院时,仍然在伏案作辛弃疾年谱。

总的来说,梁的生命历程,颇为喜剧,颇有成就,其一大原因,便是他的不变的爱国之心,不变的求知之心。

在梁启超的一生中,大多数的喜剧经历都以悲剧告终。分析一个人的历史成就应该将传主放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再则就是人物的性格。梁启超在近代特殊的国情下注定难有作为,其创造性的性格,尤其是争强好胜的性格更是让他在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中屡受击创。

梁启超在政治上极为矛盾。他没有落后于潮流,但他对旧事物怀旧。他老了,积极进取,守旧,努力反对革命。梁的人生“流质易变”,对国家的灾难用尽心血却无可奈何。目睹军阀混战,他一直生活在萧条之中。他所做的大部分都失败了。梁的结局是悲惨的。

如果我们想分析梁启超悲剧的根源,这本书有意无意地做了一些提示。结合全本,我归纳了如下的几点:客观上,其一,梁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保守势力强大,而其依靠的帝党内部并非是一心革新。

再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足。同时没能发动群众。主观上,梁启超找不到靠山的好办法,对保守势力抱有很高的幻想。

另一个原因是梁启超受社会条件限制,他多从事理论研究,对现实处理不够,幻想过多。

梁的人生给我们诸多启示,他的求知欲、对国家的热爱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矛盾的心境和争强好胜的性格却有需要我们引以为戒。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4

用了三周,大致第一遍读完了《梁启超传》,期间屡次感叹,凡有趣的书最少要读两遍。精力不济,以后再来翻读。

印象最深的,就是梁启超笔锋常带情感。连他本人也常常以此自述。《梁启超传》大段引用了《饮冰室文集》里的内容。我总有读原着的冲动,看了《饮冰室文集》的卷册数目,还是算了,决定改道认真读完《梁启超传》。梁启超的文字,确实很有感染力。既朴实,又活泼。而且可以体会到他积极思考、乐于分享的特点。读到康有为时,看到他的刚愎,便有很直接、快捷的比较,深刻体会什么样的语调让人喜爱。

梁启超涉猎很广,治学,政治,历史,宗教,法律,文学,甚至教育,科学等等。如果按照他的理念办学,那一定是一个视野丰富、高质量、开明的通识教育。梁启超教育子女很有成就,各个成为各自领域的栋梁之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梁启超还在各种旅途之中,不断思考,结合亲眼所见的现状,得出结论,改进自己的理念。他对于当时很多社会现象,有深刻而且深远的见地。一路走,一路想,一路写。是当时重要的精神和政治领袖。与此同时,我也看到那个年代大量的有识之士参与到同样的讨论中。清末至民国初年,言论自由,百家争鸣,各路思想着实丰富,令人神往。

不记得是哪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提过,经济学家(甚至科学家)有两类,一类是解释问题的学者:观察到某个现象,提出相关问题,然后试图给予答案,或解释。还有一类,是建设型的学者。他们获取大量已经有的结论、知识,对现在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解决方案,更有力者,甚至会给予执行(比如美国总统的经济学家团队)。我所了解的基础研究学科,大体也是这样的归类。梁启超,我认为,属于出色的第一类,善于解释、归纳,而不善应用。身处乱世,梁启超没有太多书生不切实际的架子,迫切的想要改善中国的状况,甚至因此曾经被人利用,加之也有自己的私心,他的一生可圈可点,可批可驳。

小学、初中、高中,前后学了三遍中国近代史。我认为我在这套教育体制下,在历史课上学到的东西,让我觉得很幸运!我的记忆力,选择性很强,但凡是我不懂的,一概记不住。记得高一快结束的时候,马上要会考,考前一个月里三次模拟都没过的,好像全班也没几个人。而我居然没什么反应,照常睡觉,还因此被历史老师当堂挖苦。后来为了会考,使劲背了两个礼拜,终于混过。但是,当时背是背下来了,孙中山他们辛亥革命完,为什么大总统自己不当,给了袁世凯,我一直没懂。而且,因为我近代史没学懂(具体为什么没懂,可以参考张千帆的讲座就是古代史,我也是在美国学中国历史的时候,才学明白),虽说喜欢看历史剧,却从来不看近代史题材的历史剧。最近看了《梁启超传》,对近代史有了兴趣,准备去看一看看看他们是怎么瞎编乱造的。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就算军阀横行,土匪猖獗,外强割据,生灵涂炭。越是这样,就越凸显时代的英雄。

梁启超所相信的,要靠制度,要依赖制宪,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里面的深意,不知道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5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抬头一看,回首今年的时光,在高考的重压和考后的疯狂放松下,我似乎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能安心阅读文学书籍,更不用说历史传记了。正好借着现代史的这门课程,我静下心来读了这本《李鸿章传》,很有感触。

以前,对李鸿章没什么特别的了解,只是在高中时的历史老师总是拿李鸿章的事不断调侃,自然对他是没什么好印象,但是,同样是一代名家的梁启超,却将他和诸葛亮、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作对比,给了他高度的评价,那他到底是一名什么样的人,在书中给了我们答案。

由于此书是文言文书写,读起来甚为不畅,理解有不正确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李鸿章被梁启超认为是有苏秦张仪之辩才的外交家,但是作为动乱时代的不幸的中国晚晴大臣,在中国缺乏强大的国家实力的条件下,他在外交上不得不用不断的妥协来谋求国家的安宁。只有自己的国家强大,才能在外国人面前挺直腰杆,在今天依然如此,更何况是在那个弱肉强食被放大到极致的时代,如果我是李鸿章,这也必然是我的无奈之举,但是大多数国人并不考虑这种种不利,往往将这种过错一味的安在李鸿章的头上,我实在是为李鸿章可惜。

但是,梁启超也客观的说道,李鸿章的外交方式有可取之处,也存在拘泥于此而不敢有所突破的情况,以至于出现不败而败的惨事。但是,李鸿章不能主导整个中国的行政大事,即使他对洋务运动倾注了满腔热血,力图改变中国国运,但是往往遭受力量的牵绊,有志而不得果。同样,签订**条约不过是太后的意愿。李鸿章只是一个盾牌,以阻止国家的人口滥用。他能做的只是尽量减少中国的损失。

李鸿章和众多洋务大臣办洋务运动,起初也是为了消灭太平军,而近代以来,外患不断,必须加强军事装备,以备国防。故而办起了以军工为主的重工业,这使中国近代海防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行列,但洋务运动没有采取西方制度,生产效率低下,后来因为军事洋务没有足够的军费,被迫开展经济洋务,从而把洋务运动推向高潮。西方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引进,使中国重新认识了世界,并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重视西方文化。

但是,这场应该由全国参与的运动,并没有使大多数中国人对世界形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许多保守派仍然不愿改革。这样洋务运动步履维艰,李鸿章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为进步的改革者,但他的改革却是小心翼翼,进展十分缓慢。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褒贬表明,李鸿章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小偷,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民族英雄。他对中国的进步有贡献,兴办了洋务运动,让中国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身在腐朽官场,机构的腐败不能让他摆脱**,无论是他的震惊的**记录,还是无奈的外交业绩,还是洋务运动的呕心沥血,都不能让我们片面的评价这样的富有正义的历史人物。

今天,我感觉,简单的说李鸿章是**贼十分情绪化,尽管面对当时国家,民族遭遇的危难,李鸿章身为朝廷重臣,脱不了干系,但是,也应该从历史背景来客观评价。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批评说的特别好,李鸿章不清楚民众的本质,不通晓世界发展趋势,不懂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还尝试着小修小补的改良,贪图一时偏安,不想扩充国民实力,把中国建设成威名远播的富强国家,却仅仅学***的皮毛,取水却忘记寻找源头,便安于现状,更靠着一点小聪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的大政治家相抗衡,让出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绪论:第八段)

此外,梁启超先生在书中也分析了自己失败的原因,一般是因为有人在背后,他要承担另一半的责任。在他的职责中,一般是不正当的是用,另一半是他自己的意见。他对曾经的老部下念旧情,同富贵,让他们相互推荐,占据许多重要的岗位,委以重任,去不看他们适不适合这个岗位,以至于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把机会搞坏,贻误大局。这就是当时统治阶级的腐败。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多少好事或坏时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书中,梁启超教了我们看待历史的态度,至今还对绪论中的深刻话语印象深刻,“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在此,我深刻地感受到梁启超先生的优美文笔,也同样感受到身为后人,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要主观臆断,根据它所处的历史背景来评判,只有庸人才会没有赞誉与谩骂,而伟人必是伴随着批评与赞誉一路走来。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6

每每读到近代史时,沉重的苦难,屡次的战败和众多不平等条约,无不使我义愤填膺,心绪难平。在近代中国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鸿章。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教学中,李鸿章被国人唾骂,其“汉奸”、“卖国贼”的形象在众人心中仿佛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后来,我看到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却和我们过去认识中的卖国者大相径庭。爱国还是卖国?如何客观评价李鸿章?诸种疑窦在我心中沉积良久。直到我读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梁启超先生特别注重给当代人物作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定论,应有好传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点,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启超便立即为他作传,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李鸿章传》,成为研究李鸿章最早的传记著作。[励志的句子 m.j458.COm]

全书提纲挈领的概括了李鸿章一生重要的活动,分述“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等章节。梁启超在绪论中自叹:“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同于中国传统传记“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李鸿章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行文夹叙夹议的风格,实创始于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通读全书,在讲述李鸿章的生平时,文中的议论常常让我拍案称奇,啧啧不已。

陈寅恪在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时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段话提醒了我们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设身处地的去评价人物,这样就不会有失偏颇。梁启超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他为李鸿章作传,却处处以“公平之心”,“多为解免之言,颇与俗论异同”,如李鸿章之签订《马关条约》,世人皆骂李为秦桧、张邦昌,对此,梁启超指出:“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如何矣?”这种不存私见、褒贬分明、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了一位史家的史德和史实。

所以评价李鸿章,应该对李鸿章所居之国,所生之时代有充分的了解。()李鸿章所居者,是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家,是专制政体达到最顶峰的'时代。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但是实际上,李鸿章不同于以武功而为权臣之曹操、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也不同于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等。从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但是清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同治中兴以来的军机大臣,几无汉人真执政者。故“李鸿章之地位,……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微庐州府合肥县人。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正月五日,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李鸿章初生之时,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拿破仑病逝于孤岛。工业革命热火朝天,苏伊士运河成功开凿,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西方诸强不复相互侵蚀,而将目光投入东方。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和西方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古往今来,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道光、咸丰以后,官场腐败,赋税沉重,外敌入侵,内乱丛生。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揭竿而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亦因之而起。

李鸿章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所练淮军亦脱胎于湘军。“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李鸿章年轻时曾作一诗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豪情满怀,志向远大,誓要青史留名。新塘桥大捷,淮军威名大振,后苏州乃至金陵克复,李鸿章因戡乱之功而声名鹊起。后又应承曾国藩坚壁清野既定之策而平定捻军之乱,“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

李鸿章一生有二十余年的事业寄托于“洋务”,世人责之深,关之切也在洋务一事。西方之坚船利炮强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列强环伺,中国成砧板上瓜分之鱼肉,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有魏源《海国图志》中谈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洋务派关切之重点在于学习西方先进之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梁启超在书中论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而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李鸿章所办洋务不出两端,一是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船坞等;二是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梁启超下一结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称:“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也矣。”李鸿章关切国家前途命运之变化,认识到了“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然而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李鸿章的历史局限性在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因此,梁启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进而叹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李鸿章饱受世人诟病莫过于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签订,奇耻大辱,举国震惊,李鸿章以“卖国贼”之罪名被国人唾骂不止。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种种,而外交上的失败不可不特别注意。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朝鲜本为藩属国,而日本却获得了朝鲜事务上的同等权利,确实不可思议。此为李鸿章失机之第一事。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东学党之乱,李鸿章听信袁世凯之怂恿,调直隶提督叶志超怀勇千五百向牙山,并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初十,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而后的局势愈发被动。“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而“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寄托于英俄两国的外交调停。耽搁数日,战备不足,到五月下旬,日本在韩境者已万余人矣。临时战备,敌人早已占据有利之战略位置,主客易位,两军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可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北洋水师军备废弛,指挥落后,军舰数量、航速、炮速及炮弹质量实不及日军。李鸿章明知不敌,故而避战,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然而战机早已延误,战备实难准备。甲午惨败,“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不复有中国之帆影声矣。”

西方将李鸿章比为“东方之俾斯麦”,赞其为大手段之外交家。然而梁启超却反称其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也。”他这样论道:“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李鸿章的外交手段沿袭战国时纵横家的惯用伎俩,借力打力,“以夷制夷”.然而,西方列强如一丘之貉也,可见弱国无外交。谈及李鸿章外交轶事,梁启超这样记叙:“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这段话读起来确有几分讽刺味道,可见国人之劣根性,阿Q之精神胜利法一时很难摒除。

后面又谈到:“李鸿章生平最遗恨一事,曰未掌文衡。”这里文衡即指学衡,也就是说,李鸿章自觉最遗憾的事居然是没有当过科举的考官,可见科举流毒之深。梁启超在书的结尾处把李鸿章同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麦、格兰斯顿、爹亚士(Thiers)、井伊直弼、伊藤博文一一比较,对李鸿章一生之人品和学识作出总结:“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有一诗传为李鸿章临终所作:“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在他弥留之际,还有俄国使节威逼他在密约上签字。呜呼哀哉!在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比较时,梁启超议论道:“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李鸿章在这样一个专制达到极点的时代,着实难有大作为,乃至其本人自嘲为大清一裱糊匠,也是可以略窥其心境的了。

因此,欲知真实的李鸿章,客观公正评价一人物,需设身处地,把他放在当时的时代和环境中去,不可厚今薄古。而和他处在同一时代的人的评价,往往可信之处居多。当然,这得摒除个人的感情倾向,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值得仔细品读,再三体会。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7

后世之人评价李鸿章,似乎两极分化了。说他是伟人的人没看到他欺骗担保人,私杀降将的小人行为;说他是恶人的人似乎也忘了他在签《马关条约》前遭刺杀后痛的快昏死过去时说的话“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此血所以报国也。

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我认为,后世的那些轻易贬低或褒奖他评论家们根本就没有真正了解李鸿章,或者说,他们没有全免地看待他。

李鸿章在七十八年间建立了那么多丰功伟绩,经理了如此多风风雨雨,“我们不是在与中国打仗,我们是在与李鸿章一人对抗!”某西方报纸在甲午战争时如是评论。这样的人生,是绝无法用一个字,一个词轻易概括的。

李鸿章早已辞世,我认为争论他的好坏真的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们能做到,大概也只有以公平之心看待他的过失与才干了。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8

梁启超,一个令无数才子神往的**才子,或许他已经成了才学巨佳,精通治世之思想的人的代称,读过解玺璋的《梁启超传》,自觉感触良多。其求学立志、修身治世等方面无不让我有所启发。

作者运用史家之笔法,将乃师的生平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背景之中来写,深刻展现了梁启超的觉醒与奋斗、抗争与失败,于情于理,入木三分,发人深剩梁启超所生于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内忧外患,乱象毕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堕入地狱的底层”。然而最可悲的还不在此,而在于当时道德的堕落、思想的颠倒和民智的固陋,堕入地狱的底层而不自知,“哀莫大于心死”!梁氏师从康有为,率先睁开了眼睛,为挽狂澜于既倒,发动戊戌变法,创学会,办报纸,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然而,诚如梁氏后来所言,“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戊戌变法是次很不彻底的改革,依靠的是绝无寸柄的光绪帝,方行百日,即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扼杀。“我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全书在此慷慨悲歌之中戛然而止,余音袅袅,断人肝肠。

梁启超在湖南教书时,要求学生在春秋时期先读四书五经,但杨度否认了这一举动。梁启超强调,他们应该先有治国的志向,再去读经典。就我而言,我不同意这一举动?人若无志,终日混沌,又有何价值可言呢?只会沦为工具,被生活奴役的工具,有志,有追求,有想法,这才是人生,穷则立己,达则立天下,方是人生之正道。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9

有人评价梁启超是中国近似百科全书的人物,我读完这本书,深有同感,我被他的胸怀和大格局所折服。本书以时间主线,分别从少年、婚姻以及与同时期历史人物的交集,给我们客观展示一个真实的梁启超。

梁启超30多年的政治生涯,与光绪、康有为、孙中山、谭嗣同、章太炎、袁世凯、段祺瑞、蔡锷等都有很深的联系,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每件大事情都与他有联系。他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个词的人,也是最早向中国杰少马克思主义的人。他提出过“少年强则国强”的口号,100年后的今天,这同样是我们的口号。他是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铺砌了中国近代思想文明的道路。

梁启超做人有大格局,在因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而与之反目,在康有为死后,梁启超却为他守灵,哭了三天三夜,他气量之大,能容下常人不能容之事。梁启超早年解除到西医文明,觉得这是能学以致用,强国利民,极力推广,就算是协和医院把他的右肾割错的情况下,也极力为西医辩护。大格局者,爱国、无私、开放、宽容。他一心只有国家,他的大格局是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审时度势修炼出来的。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的这首诗来形容梁启超在合适不过了。我们人人都能做到不为名,不图利,世界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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