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完成的一部通史性著作，此书以传统社会价值作为其立场，符合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全书共有八编，四十六章，从虞夏时期一直写到民国时期。因其写作之初，是将其作为一部教材来编写，所以力求简要。虽然具体细节虽展开不够充分，并且其中有些地方也值得商榷，但其论点皆切中时代之要害，可谓入木三分，很见其深厚的史学功底。所以凡读史者莫不应通读此文章，借以培养自身的历史思维以及历史情怀。
凡读一本书，亦是在读一个人，读此书之作者为人为学之道。史书也不例外，这就和“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同理，《春秋》与孔子其人有脱不开的关系。故欲对《国史大纲》的意义有更为深的理解，必然要对钱穆其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此下凡列与其有关钱穆之故事以增进读者的理解。
在民国文化革新时期，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也说道：“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先生后来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而对于《国史大纲》的创作背景我们也需要明白。当抗战爆发之时，钱穆仓促地从北平逃离至西南大后方，教学多年来的大量教材悉数失散，此时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时节，钱穆有感于中国国运飘渺，尽管他本身相信抗战中国会赢得胜利，但也对中国的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钱穆在云南乡下的偏僻之处，写下国史大纲，他是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而中国于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钱穆的最坏打算没有发生。
所以说钱穆先生著《国史大纲》更多的是在考量历史对于国人的价值。
近年来，牟经济发展之思维甚嚣尘上，历史这样一个极具魅力的学科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以至于误解。有鉴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碰撞，通过阅读史书，这是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答案。
凡读史者，先排除其中被迫读历史者，即使有志于历史学科的人也对于历史抱有不正确之思想。我们必须明确，所有欲在国史上有大出路的人，不单单需要丰厚的历史学识以及敏锐的历史视角，更多的则是需要一种研究历史的人文情怀。这在钱穆先生列于书前的诸信仰中一条有关，即“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存与敬意。”这种历史情怀只有在国人上才可发掘到，而西人治国史能难有这样一种情怀。这不免使我想到，治史的眼界取决于一种个人的情怀。就如同面对于黑白两种颜色，有人喜爱白色，竭尽其能去说白色的好。有人喜爱黑色，竭尽其能说黑色的好。而大情怀者则是融黑白于一，但却又不完全囿于黑白之色。
读完此书，我也对于国史之价值进行考量，若谈及狭义的历史，则便是各类历史书籍上分宗列举之实例，而要谈广义上历史，则便是历史背后所蔓延而出一种精神力量，也就是一种文化的价值。狭义上的历史可以使人明智，而广义上的历史则已经超出具体之实物，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价值符号，我更愿把其当国人的一种普遍的信仰。
中国人与美国人不一样，凡今日中国之文艺作品（文学、影视、绘画等）皆重于对待历史元素的回归，而美国人则重于对不可考事物之想象。抛却文艺作品与商业利益的挂钩，我很容易发现所有这些背后的价值倾向。而要将民众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不自觉的思维模式、不自觉的行为动机）之下，对于中国人而言，需要源自历史而又更加抽象的一种历史精神，
而这也正是《国史大纲》这样一部书真正所要追寻的价值。
今天终于把厚厚的上下两册《国史大纲》看完了。
以前只是觉得老先生是一个严谨的治史者，看过他的书后，才明白，老先生的胸中充满了真正的爱国主义热忱，才明白，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深沉的爱，是不可能做好历史学的研究的。
老先生的书开篇不是绪言，而是没有任何题目的一篇告示(我姑且这样命名它)。我把它摘录下来和大家分享:
我不一个国粹主义者，更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相反的是，我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在学校里就接触外籍教师的中学生，更不要说我大学学的是被认为是最传统最优雅的法语，也不必说我在大学实习时就和那些洋人们成天呆在一起，更不必说我甫一工作就是几乎天天和外国人打交道，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学习工作经历让我不得不成为一个从来就能跟上时代、愿意跟上时代的人，时至今日，年近不惑的我照样是MSN和QQ并用，周杰伦与莫扎特同听，“偶”和“我”交替共使，《欧洲史》和《蜡笔小新》齐看的双子星(偶的星座，这个俺也了解)，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老先生上面这番话挑动了我想说出我的想法的欲望，多年不写作的我冒险拿起笔来，想直抒胸意。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我们这个社会一直都呈现出让人眩晕的高速发展，无数大戏的幕布不断的拉开，让人目不暇接;天使和魔鬼交替出现，让人心浮气躁，几乎每天都有最新的话题在报纸上、在杂志上，在电视上，特别是在网络上形成大规模的讨论，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现在几乎是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关于“国学”，这不奇怪，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它日渐复苏并走向强大的时候，必然会回过头去审视自己的文化，必然想从自己的文化中找出支撑自己走向强大之路的力量，同时也要向全世界宣示自己这种强大的文化必然性，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喧嚣的讨论中，在激烈的辩争中，关于四书五经我听得很多，关于国学启蒙我听得很多，关于国学进入义务教育体系我听得很多，因此而特别火起来的《百家讲坛》对国学的宣讲我也听到很多，但是我却很少听到“国史”二字，仿佛我们这些“国学”精粹，只是我们的先人们在山里挖出的一堆金子，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手里的物质财富而已，而不是一种和国家、民族的历史紧密相连的文化财富，我不明白，不读国史，不知道这些“国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不知道这些“国学”的生成的土壤的质地的人们，能够真正读懂“国学”、继承“国学”，传播“国学”和光大“国学”吗?今天在读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的《艺术哲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史学家和批评家对艺术(一般我们可以认为诗歌、雕塑、绘画、建筑、音乐是、艺术的五大门类)的理解有这样的说法:“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我觉得这样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国学”的理解、继承、运用和发场光大。
读罢老先生的书，才发现以前脑子里的中国历史全然是支离破碎的一堆残砖断瓦，不见地基，亦不见墙体，更不见屋檐，由此自己那点可怜的“国学”知识，亦不过是一些断章取义的残汤剩水罢了。
读罢老先生的书，才真正的清醒起来，才知道“国学”不和“国史”并联，只不过等于是一堆支离破碎的“垃圾数据”，没有放进一个数据库里，就算是放进了数据库，也没有设定运算公式，也就无法得出什么运算结果。
因此我做了决定，在翻出二十年前老爸给买的中华书局出的《四书五经》的同时，再读一遍老先生的《国史大纲》;在读《四书五经》的时候，旁边要放上老先生的《国史大纲》。
平常我喜欢看书，上大学时去的最多的地方除了篮球场、自习室和实验室就是图书馆。几乎每个星期我都会去一趟图书馆。如果因为学习或其他事情很忙，长时间不看书，心里就会不踏实，总觉得缺点什么。
我喜欢广泛地看书：从《春秋左氏传》的动辄火拼到《铁凝散文集》的细腻描写宛如细水长流，从《金属材料学》的宽泛讲述到《固体物理》的严谨推导，从《老人与海》的硬汉形象到《飞鸟集》的恬淡老人，从《诛仙》中张小凡的执着到《梦里花落知多少》中三毛的哭泣，书籍一直陪我走过了大学四年，从来不离不弃。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这里，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国史大纲》，作者钱穆。钱穆老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人之一。钱老写过很多关于历史的书，我都喜欢看。其中尤其喜欢看钱老的《国史大纲》。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从书中感受到钱老对祖国的强烈的热爱。大师对祖国的热爱跃然纸上！
《国史大纲》是让人尊敬的，因为她有一个让人尊敬的作者。钱老在《国史大纲》的序言里说，编写该书的背景为抗战时期北大、清华等大学都迁入昆明成立西南联大，钱老任教于西南联大，苦于没有合适的给学生讲历史的教材，于是在战火中编写了该书，历时数载。如此认真写书的作者现今社会不多。而钱老只上过小学，但博学笃志，终成大家。只钱穆的名字就足以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国史大纲》是让人温暖的。整本书大师对祖国的热爱一直温暖着看书的人。打开书序言就可以看到“当信任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我喜欢看历史类的书籍，对历史的要有“温情”是我第一次听说。我们接受的高等教育要求我们要像旁观者一样看待历史，看历史不应该带有感情。《国史大纲》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历史，这对于喜欢尝试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相当具有诱惑的。
《国史大纲》是让人兴奋的。继续往书后翻看，钱老没有让人失望。钱老写到中国的思想家孔子比西方的思想家苏格拉底等人早几百年。常常听到中国比西方国家落后，对于自信越来越少的中华民族人民而言，看到这页几行字无疑是让人兴奋的！骄傲的！
《国史大纲》是发人深省的。接着看书，我们可以了解到汉唐详细的税制，农民需要缴纳包括徭、赋、役等多种税，最高时可以达到三分之一，低的时候也有十六分之一。对比现今政府取消农民的举措，令人称赞！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不一定就严格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划分。
我们一直的印象是中国有长达两千年多年的封建社会，其实不然。因为到了汉朝权力机关已经由之前的皇帝代表的贵族统治转为丞相代表的士人阶级组成的政府和皇帝代表的贵族一起统治。丞相对皇帝负责，皇帝如果不称职也会受到弹劾。王莽走向政治舞台中心就是很好例子。到了隋朝的科举制度使选拔人才也有了公开客观的标准。这表明中国已不再是君主专制，而封建社会的标准是皇帝代表的贵族统治形式的君主专制。因此不能认为中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形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点可以推广的生活、学习以及工作。
《国史大纲》是简练的。我看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那也是一本好书。也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在视角方面可能《国史大纲》逊于《万历十五年》，但是在用词方面后者远逊于前者。中国汉字的美在《国史大纲》中体现得淋漓精致。
《国史大纲》是完整的。就像完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一样，《国史大纲》也有瑕疵。该书在关于民族方面有些偏激，在阅读时需要特别注意。但是这些掩盖不了大师的魅力，恰恰显示出大师不是神一样不可靠近，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具有感情的人。
《国史大纲》远不止是一本完整的、简练的、发人深省的、让人兴奋的、让人温暖的、让人尊敬的书。有些收获只能意会，无法言传。这里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分享我读这本书的快乐！
1、当知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上以上的国民，应对本国以往之历史略有所知。
2、所谓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必随附一种对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3、所谓对本国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正处于以往历史的最高点，而将我们自身的种。种罪恶与问题一切推诿与古人。
4、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钱穆先生这些话可谓之针砭时弊，有感而发。当人对自身处于深深的自我怀疑时，人就开始怨怼自我，视养我育我的这片土壤为尘世间最肮脏之所，将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文化视为最丑陋的文化，而全然不顾这土壤上的民族和文化以往的辉煌。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钱穆先生何以要在这著作上加上这四句话？因为在他的时代中，人们早已经不相信自己的文化了，“打倒孔家店”成了嘴边的用语，“线装书扔厕所”成了身体的行为。爱之深，方责之切，当睿智如胡适先生高唱着“全盘西化”的口号，当斗士如鲁迅喊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我们还能期待那群未曾读书识字的农民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吗？是以这看似简单易懂，可有可无的话，其中却蕴含着先生深深的无奈无力之感。
先生此书，脉络清晰的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从夏商周三代的部族演变发展到春秋的华夷之辨，从战国的贵族没落到两汉的士人阶层兴起。先生旁征博引，用简单的语言和严谨的考据将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栩栩如生地描绘在读者眼前。
不同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提倡的客观，先生认为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联系现实，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以免沦落为政治的口号。是以先生此书，看似在慢慢时间长河之中毫无主角，但通读之后我们又能感受到隐藏在这些文字之下的“士人阶层”便是这段历史的主角。有人批判先生此书是走精英主义路线，忽视了历史长河之中的农民，但我觉得中国的历史自古便是一种精英参与的历史，无论是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亦或科举制，无一不是从天下元元中挑选出一批精英共建天下。在时间长河最前端的我们，为何要以现在的目光去衡量古时呢？
先生是一个学者，学者本身就应该以公正的角度来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难道非要看着每次农民起义造成的累累伤痕说着正是如此伤痕让中华民族进步吗？从前的教科书告诉我，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但我从没有思考过，正义的事就一定是对的吗？正义的事一定对社会是有利的吗？不，虽然我们都想给自己一个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我们都明白，每一次的农民起义对于神州大地都是一次伤害。秦末，三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太平天国哪一次的农名起义农民收获了果实？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真相也许残酷，但只有真相才能避免下一次的伤害。
历史记载的是人的事，是以历史记载的往往都是人和事。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目的性和动力，每件事的背后都有其原因，愿钱穆先生的这本著作，让我们可以透过历史的滚滚烟尘，得到我们心中的答案。
《国史大纲》是12月1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钱穆。
《国史大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钱穆所撰写的一本通史性论著，著于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战火纷飞中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岩泉寺，钱穆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当时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以及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穆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了全书始末。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够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前行。
1939年6月，《国史大纲》正式完成，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经面市，该书就以其独特的见解与细致的考证成为了当时各个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在学生与知识分子中间起到了积极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同时也奠定了钱穆史学大家的地位。直到现代，昆明岩泉寺中仍保留着钱穆教授著书处，并在此立碑纪念。20该书入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读《国史大纲》的的第二阶段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减少了第一阶段看书的那种生涩感，当时看着繁体字相当头大，现在联系着上下文的理解好多了，有可能也是第二阶段所看的内容在朝代上跨度不大，所以没有在借助喜马拉雅了，度娘嘛还是没少用了。看书的速度还是不快，时间调整的不好，这一点还需要好好计划，挤出充足的时间细细读书，但是每年到腊月公司的情况，挤出的时间就想睡觉啊。
这一阶段看的是西汉、东汉、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刚刚一统的中国，又开始四分五裂了。西汉自汉高祖到平帝共经历了二百二十一年，王莽从摄政到建朝灭亡共经历了十八年。汉高祖得天下，“封同姓王，封功臣为侯”，所以政府的组成人员分为四种，第一类人是宗室，第二类人是以军功受封的侯。第三类是富人，这些人选为郎、吏。第四是杂途即文学、儒士。王莽以后，汉宗室光武复兴，成为东汉，一共十三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这个时期的政府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一是王室二是政府，王室又分为王室自身、外戚、宦官。东汉诸帝大部分童年即位、或者夭折，以及绝嗣，所以多母后临朝，母后后面是一个大的外戚集团，宦官也在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也得到了地位。没有向心力，只顾自己的集团利益，这样岂能长久。于是三国魏、蜀、吴鼎立。魏，除曹操后追封为魏武帝外，共五帝四十六年。蜀，四十三年共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位皇帝。吴，孙权，共四位大帝五十九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篡位成功，继位十六年后，灭吴完成了一次大统，共五帝五十二年，贵族家庭的腐化，贾南风、八王之乱，西晋气数渐散。晋室迁都南京，史称东晋，共十一帝一百零四年。东迁时，衣冠也跟着南渡，北方的中国便陷入了纷乱中，割据成了五胡十六国，先后共一百三十六年。东晋的日渐萧条，门第的日渐成长，晋室分崩离析，宋、齐、梁、陈合起来称为南朝。此时北方经历了五胡的长期纷扰之后，也找到了复兴的新机运，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合起来是为北朝。一路数下来，心情还是跟着跌宕起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是无限感慨。
这一大期间，中国的士人入仕的途径经历两个阶段，慢慢的正要走向科举制度。首先是察举制，东汉的两大入仕之径一个是地方察举，另一个公府徵辟。地方察举由贤良方正、能言善辩之士到孝廉。文帝时“孝剃、力田、廉吏”是最深得朕心的，徵辟制，皇帝亲自招是“徵”，待遇极高，朝廷设坛席，带若神明，相当重视，官府叫“辟”。九品中正制，就是魏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官人法。朝廷用人委托尚书，尚书根据中正所铨定的等级，委以重任。
州设大中正，中央官兼职，郡设小中正，小中正根据所知给出评价，大中正在根据评价，定品级升迁或者罢免。中正与察举相比较：察举之权在地方官，中正制度下奔集中央；察举制度只为士人入仕的初步，以后官位的升降在于中正之品状，品者履行，状者才能，品可以定，状于入仕之后另有考法，九品中正制上承察制，下衔科举制存在了有四百年之久。其后紧紧衔科举制。每一种纳贤制度在当时都觉得符合当时的社会选材标准，但最终都沦为了党派的工具，结党营私，拉拢自己的关系，挂着纳贤的牌子，赶着利己的勾当。
“大风起兮云飞扬”汉高祖的一腔豪情壮志，也凸显了这个朝代对文化的重视。西汉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早由贾谊提出了裁抑诸王国、捍御匈奴、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杨文教、转移风俗几大项。汉武帝即位，锐意改革，领军人物董仲舒，重要举措为设立五经博士，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虽不直接参加实际政治，但是还是有自己的见解，也逐渐的在发挥出了作用；为博士设立弟子员，额定五十人，可以入仕；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打破封侯拜相的惯例。民间的儒业普遍发展，博士弟子额日益增添，以此循环，形成门第，后置成“二重君主”的观念。大门第大家族们随晋室东迁以后，随意圈占土地世袭，贵族公子无近忧无远虑，随意肆情放志。北方留下来小门小户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五胡建立关系，靠自己的才能维持生存，保持着清醒与斗志，两者相较，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看了忘，是现在的状态，多亏还有每天的去打卡可以回顾一下，要不然，一轮过后还真就记住了一个书名。加油！加油！
本文《《国史大纲》读后感1000字以上》由读后感大全整理，仅供参考。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明了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本书成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作者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著者钱穆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原名恩，字宾四，民元改名穆。先生毕生著书70余种，约1400万字，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首先，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其次，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统一到郡县的统一，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著者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该书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书中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国史大纲》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但要厘清历史事实，更重要的要弄清事实后面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进而形成既有别于新考据学派，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型历史观，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同时，强调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出发，对新考据学派所持的史学观进行了批评，集中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这对抗战期间以史为鉴，从民族的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沉睡的国魂，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通史著作，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纲目体例，全方位展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全貌，鲜活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这种全新的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钱先生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与以哲学思想为路径的现代新儒家交相辉映，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总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可以从历史汲取经验和智慧。
文| 卢迪
今天终于把厚厚的上下两册《国史大纲》看完了。
以前只是觉得老先生是一个严谨的治史者，看过他的书后，才明白，老先生的胸中充满了真正的爱国主义热忱，才明白，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深沉的爱，是不可能做好历史学的研究的。
老先生的书开篇不是绪言，而是没有任何题目的一篇告示（我姑且这样命名它）。我把它摘录下来和大家分享：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以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我不一个国粹主义者，更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相反的是，我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在学校里就接触外籍教师的中学生，更不要说我大学学的是被认为是最传统最优雅的法语，也不必说我在大学实习时就和那些洋人们成天呆在一起，更不必说我甫一工作就是几乎天天和外国人打交道，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学习工作经历让我不得不成为一个从来就能跟上时代、愿意跟上时代的人，时至今日，年近不惑的我照样是MSN和QQ并用，周杰伦与莫扎特同听，偶和我交替共使，《欧洲史》和《蜡笔小新》齐看的双子星（偶的星座，这个俺也了解），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老先生上面这番话挑动了我想说出我的想法的欲望，多年不写作的我冒险拿起笔来，想直抒胸意。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我们这个社会一直都呈现出让人眩晕的高速发展，无数大戏的幕布不断的拉开，让人目不暇接；天使和魔鬼交替出现，让人心浮气躁，几乎每天都有最新的话题在报纸上、在杂志上，在电视上，特别是在网络上形成大规模的讨论，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现在几乎是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关于国学，这不奇怪，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它日渐复苏并走向强大的时候，必然会回过头去审视自己的文化，必然想从自己的文化中找出支撑自己走向强大之路的力量，同时也要向全世界宣示自己这种强大的文化必然性，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喧嚣的讨论中，在激烈的辩争中，关于四书五经我听得很多，关于国学启蒙我听得很多，关于国学进入义务教育体系我听得很多，因此而特别火起来的《百家讲坛》对国学的宣讲我也听到很多，但是我却很少听到国史二字，仿佛我们这些国学精粹，只是我们的先人们在山里挖出的一堆金子，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手里的物质财富而已，而不是一种和国家、民族的历史紧密相连的文化财富，我不明白，不读国史，不知道这些国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不知道这些国学的生成的土壤的质地的人们，能够真正读懂国学、继承国学，传播国学和光大国学吗？今天在读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的《艺术哲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史学家和批评家对艺术（一般我们可以认为诗歌、雕塑、绘画、建筑、音乐是、艺术的五大门类）的理解有这样的说法：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我觉得这样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国学的理解、继承、运用和发场光大。
读罢老先生的书，才发现以前脑子里的中国历史全然是支离破碎的一堆残砖断瓦，不见地基，亦不见墙体，更不见屋檐，由此自己那点可怜的国学知识，亦不过是一些断章取义的残汤剩水罢了。
读罢老先生的书，才真正的清醒起来，才知道国学不和国史并联，只不过等于是一堆支离破碎的垃圾数据，没有放进一个数据库里，就算是放进了数据库，也没有设定运算公式，也就无法得出什么运算结果。
因此我做了决定，在翻出二十年前老爸给买的中华书局出的《四书五经》的同时，再读一遍老先生的《国史大纲》；在读《四书五经》的时候，旁边要放上老先生的《国史大纲》。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
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专制的政权用八股文钳制人民思想，从此思想界再无出现大师的可能。明朝的历史表明，政治经济文化谁决定谁这个问题远不像结论表明的那样清晰。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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